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，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。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　　2005年世界物理年活动日前在欧洲启动。他正领导着来自美、法、德、中等14个国家43所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581名物理学家，在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上，探索宇宙中的新物质、反物质。

　　丁肇中的思维与交流方式极其独特，初次与其交流会让人觉得他思维混乱。但仔细听来就会了解到，他的思维并非混乱，而是他想说的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用语言合理表示出来。这点是想必听过他讲座的人都深有体会。

    而他的成功与父母的培养的分不开的，丁肇中说：父母从来不要求我得100分。

    1936年1月27日，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。本来，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，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。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，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，不论他父母的种族、国籍，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，所以我也不例外。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
   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，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，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。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，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，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，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。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，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，可谓志同道合、比翼齐飞。

    生下我两个月后，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，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。没想到，"七七事变"爆发，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。从青岛 到南京，又到安徽芜湖，再到上海、武汉，最后到达重庆，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，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，全家终于安顿下来。

    在迁徙与不安中，我长到了7岁，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。由于当时战火弥漫，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第一天上学，空袭的警报就响了，当天的学习就这样"流产"了。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，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。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，他们自己来教我。白天，父母在大学里教书，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、做作业；晚上回家后，他们检查我的作业，然后教我新的功课。

   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，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，可以说，我小学所受的教育，多半来自于母亲。虽然她教给我知识，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，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。这一点，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若干年以后，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，我总是风趣地说："它的好处是，我可以不必上学了。"抗战胜利后，我们一家回到青岛，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。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，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。非常感激的是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，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、看电影。

   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，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，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没有看到我的成功。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。那是1976年10月21日，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，告诉他获奖的消息，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。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，却推托说："得花不少的旅费，我就不去了吧。"我立即劝道："旅费由我来解决，只要您能去，我就高兴了。"父亲终 于答应了。我知道，搞科研的人，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!

    总之，我很感激我的父母，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。